12月2日，腾讯新闻出品的《和陌生人说话》邀请到《嘉年华》导演文晏，与主持人陈晓楠展开了一场关于“旁观者”的主题对谈。
现场，陈晓楠谈了自己对电影的观感：“我觉得它特别让我意外，可是这种意外又是由特别多的正常构成的。电影真正（谈性侵）只有十几分钟，最恶的那个人都没有真正出现，接下来的（事情）都是不是大善大恶的，是一个拼图，在不断地发酵。”她还指出，电影中并没有设计一个“大英雄”，来拯救世界、拯救受害者。
文晏肯定了陈晓楠的观点。她表示，自己不希望在电影中强加任何戏剧化的东西，一切都来源于现实生活：“大家真的太麻木了”，“我觉得要正视现实，这种无力感是现实生活给我们的。我不会觉得超人给我力量，反而看到这些真实的人在那样的境遇下，性格中还有一点不服输的东西，有一点点的挣扎，一点点的努力，这个反而给我力量，我也希望电影是给观众这样的一种感受。”
《嘉年华》当然是一部沉重的电影：少女遭性侵，官员只手遮天，警察、医生附着权贵，父母向利益妥协，游走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早已丧失真情只看钱……但电影院里仍然偶尔爆发出轻笑：片中的一些情节，现在看来简直就是现实的预演，比如官员进入两个少女房间的那段监控视频恰好过期消失。
导演文晏不止一次否认电影从话题到细节上与现实重合的“偶然性”：不是偶然，只是因为这类事件发生太多了。事实上，《嘉年华》无论事件，还是片中人物，都取材自现实生活，从因“有伤风化”而被拆掉的巨型梦露雕像，到永远称自己18岁的年轻女服务员，莫不如是。
《嘉年华》剧照：警察、医生开发布会宣布两位少女未遭性侵
电影中没有大恶人，也没有大英雄，是每一个“有着自己理由的普通人”，每一个人的细小的、“看起来很正常”的行为，铺就了难以挽回的伤害结局。“这恰恰是我们今天值得反思的，不要总是去等着什么大事情、大灾难再去怎样，你日常的一举一动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触目惊心的。”文晏说。相比受害者的命运，她更关注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将她们引向了这样的命运。而你，我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既是旁观者，也是当事人。
“才死了几个人”，这种评论很可怕
陈晓楠：现在走进一个影院，最后一幕落下的时候，你看到观众的表情、反应，还会好奇、紧张吗？
文晏：现在已经不太会紧张了，但还是会希望听到大家的心里在想什么。
陈晓楠：你这阵子听到最多的反馈是什么？
文晏：会有一些人说我以前有过类似的经历，或者我的朋友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之前一直不敢说出去，或者无从跟别人探讨这个事情，现在我觉得可以去说了，这个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事。
陈晓楠：说我自己的感觉，我觉得它特别让我意外，可是这种意外又是由特别多的正常构成的。电影真正（谈性侵）只有十几分钟，最恶的那个人都没有真正出现，接下来的（事情）都是不是大善大恶的，是一个拼图，在不断地发酵。
文晏：我最开始关注到这类事件，其实跟大家一样是在新闻里。往往这样的事情有头无尾，看第一条新闻的时候你觉得是如此清晰、黑白分明，你觉得它理应得到很明确的解决，但往往不是。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结果？我提供不了答案，但是我试图把它放到我的电影里，使大家都思考这个问题。
当我决定做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我早已对这个案件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兴趣，我对个体的加害者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，我更想探讨的是社会机制在这后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，使得事情有这样的走向。
导演文晏在活动现场
陈晓楠：你刚才说会看到很多新闻，我们特别的群情激扬或者呐喊嘶吼，但可能就马上追下一个。我们似乎是在消费这个新闻，这个也会刺痛你是吗？
文晏：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得打开电视看新闻，才会关注到某一个事情，那个时候你的世界更多是你身边的事情，外界的东西是这样偶尔过来的。但是现在我们的手机每一天都在推送，朋友圈、微博，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的新闻，下一个10秒钟可能就在谈别的事情，或者谈你的晚餐。
我当时就想，我们到底在做什么？这个10秒钟，或者转发，或者不转发，或者短暂的评论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？比如说你会看到评论中，人家说这个事情才死了几个人，那个都死了十几个人了，这样的话你细想是很可怕的。我觉得是我们的胆子太大了，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对别人的苦难采取了一个什么态度，这是让我非常警醒的事情。
超人不会给我力量，真实的人反而给我力量
陈晓楠：写剧本的过程中，你会跟有意思的人聊吗？
文晏：其实这些人都是来自生活。比如平时你出去不管吃饭或者干什么，那些做服务行业的小姑娘看上去都特别小，每次我都问你多大，每一个人都跟说我18，真的是这样。
《嘉年华》剧照：小米因为“说错话”而被旅馆老板淋水
包括我构建“小米”这个人物的性格，她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是交换来的，这个其实生活中太多了，放在成年人身上你觉得很可恶，放在孩子身上是很可怜。孩子是成年人世界的一面镜子，我们怎么做，他们就在模仿我们。
我想真实地表现这些人物和社会，因为我觉得半麻木的状态是今天社会的状态。大家真的是好麻木，生活中很多东西我自己会特别受触动，我会惊讶于周围人对它是没有触动的，我就想把这样的一种状态真实地表现出来。
电影里我也不希望有任何强加的戏剧性的东西，引用电影《游戏规则》里的一句话，“这个世界最糟糕的地方，就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”。每个人你细看他做的事情，明哲保身也好，妥协也好，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，但你把最合理的东西加在一起，呈现出来是一个最不合理的（结果）。这恰恰是我们今天值得反思的，不要总是去等着什么大事情、大灾难再去怎样，你日常的一举一动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触目惊心的。
陈晓楠：你没有设计大英雄。
文晏：没有大英雄，我们又不是拍超人（笑）。我觉得这个时代的英雄是能独立思考、独立行动的人，不会被动地说因为你这样，所以我这样。不，你这样也好，那样也好，他始终有自己很清晰的思考的能力，我觉得这是我们特别稀缺的。
陈晓楠：在这个电影里我们会看到很多无力的东西，你希望能获得一些改变吗？
文晏：我觉得要正视现实，这种无力感是现实生活给我们的，把它诚实地呈现出来。说实在的，我不会觉得超人给我力量，反而看到这些真实的人在那样的境遇下，性格中还有一点不服输的东西，有一点点的挣扎，一点点的努力，这个反而给我力量。我也希望电影是给观众这样的一种感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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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众：我想问一下文晏老师，我看到最后都以为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得到解决，为什么最后突然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？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解决，小文流下了绝望的泪水，像韩国电影的结局一样，你有什么看法？
文晏：我这个电影是开放的结局，小米骑着车上路了，未来遥不可知。刚才也说了，很多我们知道的事件，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解决了，但是还有太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。这个电影其实不是在单纯讲这个案件，这个案件只是一个载体，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走向、解决或者没解决，但我真正关心的是这些孩子在这样的社会境遇下会怎样成长，将来还会面临怎样的问题，其实到电影结尾都没有解决。你刚才问的那种结局，我觉得也很自然，只是（那样的话）你就不一定能在这儿看到这个电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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