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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嘉年华》导演文晏与主持人的一场关于“旁观者”的主题对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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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2日,腾讯新闻出品的《和陌生人说话》邀请到《嘉年华》导演文晏,与主持人陈晓楠展开了一场关于“旁观者”的主题对谈。 现场,陈晓楠谈了自己对电影的观感:“我觉得它特别让我意外,可是这种意外又是由特别多的正常构成的。电影真正(谈性侵)只有十几分钟,最恶的那个人都没有真正出现,接下来的(事情)都是不是大善大恶的,是一个拼图,在不断地发酵。”她还指出,电影中并没有设计一个“大英雄”,来拯救世界、拯救受害者。 文晏肯定了陈晓楠的观点。她表示,自己不希望在电影中强加任何戏剧化的东西,一切都来源于现实生活:“大家真的太麻木了”,“我觉得要正视现实,这种无力感是现实生活给我们的。我不会觉得超人给我力量,反而看到这些真实的人在那样的境遇下,性格中还有一点不服输的东西,有一点点的挣扎,一点点的努力,这个反而给我力量,我也希望电影是给观众这样的一种感受。”
《嘉年华》当然是一部沉重的电影:少女遭性侵,官员只手遮天,警察、医生附着权贵,父母向利益妥协,游走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早已丧失真情只看钱……但电影院里仍然偶尔爆发出轻笑:片中的一些情节,现在看来简直就是现实的预演,比如官员进入两个少女房间的那段监控视频恰好过期消失。 导演文晏不止一次否认电影从话题到细节上与现实重合的“偶然性”:不是偶然,只是因为这类事件发生太多了。事实上,《嘉年华》无论事件,还是片中人物,都取材自现实生活,从因“有伤风化”而被拆掉的巨型梦露雕像,到永远称自己18岁的年轻女服务员,莫不如是。
《嘉年华》剧照:警察、医生开发布会宣布两位少女未遭性侵
电影中没有大恶人,也没有大英雄,是每一个“有着自己理由的普通人”,每一个人的细小的、“看起来很正常”的行为,铺就了难以挽回的伤害结局。“这恰恰是我们今天值得反思的,不要总是去等着什么大事情、大灾难再去怎样,你日常的一举一动,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触目惊心的。”文晏说。相比受害者的命运,她更关注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将她们引向了这样的命运。而你,我,我们每一个人,既是旁观者,也是当事人。 “才死了几个人”,这种评论很可怕 陈晓楠:现在走进一个影院,最后一幕落下的时候,你看到观众的表情、反应,还会好奇、紧张吗? 文晏:现在已经不太会紧张了,但还是会希望听到大家的心里在想什么。 陈晓楠:你这阵子听到最多的反馈是什么? 文晏:会有一些人说我以前有过类似的经历,或者我的朋友有这样的经历,我之前一直不敢说出去,或者无从跟别人探讨这个事情,现在我觉得可以去说了,这个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事。 陈晓楠:说我自己的感觉,我觉得它特别让我意外,可是这种意外又是由特别多的正常构成的。电影真正(谈性侵)只有十几分钟,最恶的那个人都没有真正出现,接下来的(事情)都是不是大善大恶的,是一个拼图,在不断地发酵。 文晏:我最开始关注到这类事件,其实跟大家一样是在新闻里。往往这样的事情有头无尾,看第一条新闻的时候你觉得是如此清晰、黑白分明,你觉得它理应得到很明确的解决,但往往不是。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结果?我提供不了答案,但是我试图把它放到我的电影里,使大家都思考这个问题。 当我决定做这个电影的时候,我早已对这个案件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兴趣,我对个体的加害者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,我更想探讨的是社会机制在这后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,使得事情有这样的走向。
导演文晏在活动现场
陈晓楠:你刚才说会看到很多新闻,我们特别的群情激扬或者呐喊嘶吼,但可能就马上追下一个。我们似乎是在消费这个新闻,这个也会刺痛你是吗? 文晏: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得打开电视看新闻,才会关注到某一个事情,那个时候你的世界更多是你身边的事情,外界的东西是这样偶尔过来的。但是现在我们的手机每一天都在推送,朋友圈、微博,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的新闻,下一个10秒钟可能就在谈别的事情,或者谈你的晚餐。 我当时就想,我们到底在做什么?这个10秒钟,或者转发,或者不转发,或者短暂的评论,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?比如说你会看到评论中,人家说这个事情才死了几个人,那个都死了十几个人了,这样的话你细想是很可怕的。我觉得是我们的胆子太大了,我们在做什么,我们对别人的苦难采取了一个什么态度,这是让我非常警醒的事情。
超人不会给我力量,真实的人反而给我力量
陈晓楠:写剧本的过程中,你会跟有意思的人聊吗? 文晏:其实这些人都是来自生活。比如平时你出去不管吃饭或者干什么,那些做服务行业的小姑娘看上去都特别小,每次我都问你多大,每一个人都跟说我18,真的是这样。
《嘉年华》剧照:小米因为“说错话”而被旅馆老板淋水
包括我构建“小米”这个人物的性格,她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是交换来的,这个其实生活中太多了,放在成年人身上你觉得很可恶,放在孩子身上是很可怜。孩子是成年人世界的一面镜子,我们怎么做,他们就在模仿我们。 我想真实地表现这些人物和社会,因为我觉得半麻木的状态是今天社会的状态。大家真的是好麻木,生活中很多东西我自己会特别受触动,我会惊讶于周围人对它是没有触动的,我就想把这样的一种状态真实地表现出来。 电影里我也不希望有任何强加的戏剧性的东西,引用电影《游戏规则》里的一句话,“这个世界最糟糕的地方,就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”。每个人你细看他做的事情,明哲保身也好,妥协也好,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,但你把最合理的东西加在一起,呈现出来是一个最不合理的(结果)。这恰恰是我们今天值得反思的,不要总是去等着什么大事情、大灾难再去怎样,你日常的一举一动,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触目惊心的。 陈晓楠:你没有设计大英雄。 文晏:没有大英雄,我们又不是拍超人(笑)。我觉得这个时代的英雄是能独立思考、独立行动的人,不会被动地说因为你这样,所以我这样。不,你这样也好,那样也好,他始终有自己很清晰的思考的能力,我觉得这是我们特别稀缺的。 陈晓楠:在这个电影里我们会看到很多无力的东西,你希望能获得一些改变吗? 文晏:我觉得要正视现实,这种无力感是现实生活给我们的,把它诚实地呈现出来。说实在的,我不会觉得超人给我力量,反而看到这些真实的人在那样的境遇下,性格中还有一点不服输的东西,有一点点的挣扎,一点点的努力,这个反而给我力量。我也希望电影是给观众这样的一种感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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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众:我想问一下文晏老师,我看到最后都以为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得到解决,为什么最后突然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?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解决,小文流下了绝望的泪水,像韩国电影的结局一样,你有什么看法? 文晏:我这个电影是开放的结局,小米骑着车上路了,未来遥不可知。刚才也说了,很多我们知道的事件,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解决了,但是还有太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。这个电影其实不是在单纯讲这个案件,这个案件只是一个载体,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走向、解决或者没解决,但我真正关心的是这些孩子在这样的社会境遇下会怎样成长,将来还会面临怎样的问题,其实到电影结尾都没有解决。你刚才问的那种结局,我觉得也很自然,只是(那样的话)你就不一定能在这儿看到这个电影了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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