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1届戛纳电影节落下帷幕，以《江湖儿女》第五次冲击金棕榈的贾樟柯，再次与这份最高荣誉擦肩而过。

　　“都是老江湖了，拍好电影是最主要的，电影节几天时间红红火火就过去了，电影要放在那一辈子，要一百年、两百年的。”有16年戛纳参赛经验的贾樟柯，早就做好了心理建设。

　　迄今为止，华语影坛依旧只有1993年陈凯歌导演《霸王别姬》带回的“半片”金棕榈。

　　1990年，20岁的贾樟柯在山西太原的一家影院看到了陈凯歌的《黄土地》，从此决定投身影坛。

　　但贾樟柯并不推崇《霸王别姬》，在1998年6月的一次对谈中，他曾经如此评价这部金棕榈影片：“他（陈凯歌）基本是被商业化了，现在做的东西，像《霸王别姬》，那种通俗情节剧的模式，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具有一定人文色彩的商业电影。”

　　在2003年给第三届华语传媒大奖特刊写的前言中，贾樟柯再次质疑陈凯歌和张艺谋等“第五代”导演的商业大片转向。

　　“两位导演因为角色的转化而开始否定自己原来所代表的价值。陈凯歌说拍艺术电影是自私的行为，张艺谋则热情认同好莱坞的价值。这多少让我失望，《黄土地》《秋菊打官司》过早得成为一种祭奠。”

　　对于“第五代”的这种变化，贾樟柯坦言会视之为“前车之鉴”。

　　他的确做到了。

　　从第一部长片《小武》到《江湖儿女》，20年影坛生涯里，尽管中国电影市场在飞速膨胀，贾樟柯却一直坚持他的作者性。

　　正如他在《江湖儿女》中表达的主题，江湖变了，但仍有人在坚守。

　　贾樟柯的这份坚持也获得了不少回报——2006年，36岁的贾樟柯以《三峡好人》拿下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；2013年，《天注定》在戛纳电影节斩获最佳编剧。

　　尽管没有再为华语影坛带回一片金棕榈，但如贾樟柯这般持续入围“三大电影节”，作品始终保持水准，不屈服于商业和市场的导演，的确是凤毛麟角。

　　回首20年电影路，贾樟柯表示自己是个幸运的人，没人试图改变他，没有为资金、发行、灵感忧愁过。

　　这两年他坚持关于“人情”的叙事，并且开始转向更为注重人物塑造的创作方法。

　　拍完《三峡好人》的那段时间，贾樟柯曾认真考虑过转行，现在他决定留下来了。召唤他的不是奖项，而是表达的欲望。

　　“江湖的吸引力跟电影的吸引力一样，当你决定停下来后，其实过几天你又在路上了，都是一种冒险，都是无休无止的活动。”

　　江湖变了

　　当地时间5月11日晚，《江湖儿女》在第71届戛纳电影节首映。

　　贾樟柯携主演赵涛、廖凡一起登上红毯，迈上通往影节宫卢米埃尔厅的阶梯。

　　拾级而上，是戛纳给全世界电影人创造的仪式感。每一部在戛纳放映的电影，片头都会加上戛纳官方的“爬台阶”视频。

　　贾樟柯曾经这样形容他看到这个视频的感受：那不是荣耀的时刻，而是心酸的时刻，万众瞩目的背后有多少艰难，区区这几级台阶背后有多少麻烦事啊。

　　爬到最上面的时候，群星灿烂，那时候你会感觉你属于这个文化场所的一部分，你不孤独。

　　2018年，带着新片《江湖儿女》第五次爬上戛纳的阶梯，贾樟柯用一种轻松的心态消解掉仪式感背后的沉重：“我那时候特别饿，我就想着放完去竹园吃饭，喝个酸辣汤。”

　　但是感性的思绪还是在首映结束后如期而至。

　　两小时二十一分钟的电影放映完毕，追光投向卢米埃尔厅中心的主创，背景音乐来源于《江湖儿女》里赵涛看到飞碟的那场戏，全场起立集体鼓掌。

　　那是一个如看到飞碟般的梦幻时刻，贾樟柯红了眼眶。

　　“一个作品出生了，像给孩子办了个满月，然后这个孩子就自己好好长，他长什么样跟我们就没关系了，我们这些男男女女再生一个孩子去了。”

　　《江湖儿女》是一个迫不及待出生的孩子，也是一个孕育了多年的孩子。

　　2010年拍完《海上传奇》之后，贾樟柯就开始筹备《在清朝》。

　　2015年10月《山河故人》宣传期时，贾樟柯曾表示“在《在清朝》明年一定拍”，没想到大家先等来的竟然是《江湖儿女》。

　　“其实《在清朝》的剧本已经成熟了六七年了，我很想拍它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像《江湖儿女》这么急迫，因为它毕竟是当下的，我的注意力确实一直在当下。”

　　贾樟柯的这种急迫之情来源于他近几年的一大感受——江湖变了。

　　“过去大家的情感连接主要是一些传统的情感信仰，比如说诚信忠义，都是在情义里面做事情。但是我们目前的社会氛围里面，可能人际关系就商业化了，可能就遵循了经济的价值观。我很留恋那种传统的人情，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。所以我一直想拍一个江湖故事。江湖本来应该是一个浓情重义的地方，但就连这样的地方也发生变化，有人背离了这种生活方法，像廖凡演的斌哥就背离了，他心里边有没有江湖？也有江湖，但是他迷失了。”

　　贾樟柯上初中的时候，老家汾阳开始有录像厅，那时候他看了无数香港武打片，身体里的能量没地方释放，出了录像厅就找茬打架。

　　港产江湖片里的情与义，是这个看着港片长大的汾阳青年念念不忘的主题。贾樟柯在电影里反复使用叶倩文的歌，也正是因为那是江湖的声音。

　　“叶倩文的歌声江湖浓情，有情有义。听那些老的粤语歌啊，就是能听到过去八九十年代的情义，现在变化很大，流行音乐有好听的节奏和旋律，但是像叶倩文歌声里的这种情义却越来越少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越来越喜欢这些粤语歌。”

　　人情，成为贾樟柯近年来希望通过电影留住的核心。《山河故人》讲的是情义，《江湖儿女》则直接捧出了他一直欣赏的江湖价值观。

　　“拍了十几部电影，我拍电影的兴趣也在发生转变，到最近这两年，我希望大家能从电影里面看到人情，我想表现的也就是人情两个字。”

　　如何拍江湖和人情？贾樟柯知道他必须从过去出发，在他看来故事的起点应该是2000年左右。

　　那是贾樟柯刚入影坛的时间，但如今猛然一想，却发现记忆都模糊了。他开始翻看尘封了十几年的旧素材。

　　“我以前拍电影是数码拍摄，是DV拍摄，所以有海量的素材。我在看《任逍遥》跟《三峡好人》的那些剪掉的素材，突然觉得这里面有两组人物其实是一个人物。就是《任逍遥》里面的巧巧跟《三峡好人》里赵涛演的角色，其实可以是一个人，然后这个女人都有一个男朋友叫斌哥，我觉得这两个人物可以提炼出来再生一个人物，再重新创造一种形象来拍电影。”

　　“《任逍遥》里面斌哥跟巧巧的爱情是很淡，但是我们能隐约感觉到斌哥是一个在当地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巧巧跟他之间有很多感情的纠葛。这个思路对我来说特别兴奋，我确实不是在向自己致敬，我没什么可致敬的。而是说这个人物他在那，我可以把他发展成一个新电影的主角。”

　　贾樟柯一直在刻意建立个人电影之间细微的联系，“如果有一天重放我的电影，我觉得次序是《站台》《小武》《任逍遥》《世界》《三峡好人》《天注定》，我可以把他剪成同一部电影，放一个九个小时的，叫《悲惨世界》。”

　　这种细微的联系为《江湖儿女》的影像叙事提供了方便，有评论认为，这是“贾樟柯宇宙”的开始。

　　《江湖儿女》用了很多当年拍摄的素材。贾樟柯注重影像的文献性，他用《三峡好人》和《东》，留住了那些在三峡工程竣工后，永久埋藏于江底的小城的曾经。

　　《江湖儿女》中一场重头戏，是赵涛在奉节听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，这段素材正是2006年所拍摄的。

　　长江周边是贾樟柯喜欢的地方，穿行水上，漫长的飘摇行走，在他看来很有传统的江湖感。

　　“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骑马去长途旅行，但我们可以坐船，那个漂流感和古人是一样的，可能三峡两岸的悬崖绝壁没有怎么被改造过，我恍惚中觉得我和李白看到的三峡没什么两样。”

　　江湖变了，贾樟柯的三峡没有变，情义没有变。

　　2018年，当我们在《江湖儿女》里面再次看到2006年的三峡时，看到的是一种无法再造的时代气息。

　　去影展就像闯江湖

　　贾樟柯一直是众人眼中的电影节宠儿。

　　保持旺盛的创作力，并且一直获得“三大电影节”的认可，贾樟柯可谓当代中国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导演——

　　2000年《站台》、2004年《世界》、2006年《三峡好人》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2006年纪录片《东》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，其中《三峡好人》斩获威尼斯金狮奖，2007年纪录片《无用》获得威尼斯最佳纪录片奖。

　　2002年《任逍遥》、2008年《二十四城记》、2013年《天注定》、2015年《山河故人》、2018年《江湖儿女》五度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2010年纪录片《海上传奇》入围戛纳“一种关注”单元，其中《天注定》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 。

　　2000年《站台》入围威尼斯电影节时，贾樟柯心里很得意，觉得三十岁就可以拿金狮，至少拿一个最佳导演，结果到最后什么都没有。

　　那天下午监制市山尚三陪贾樟柯坐在海边，告诉他这才是一个电影节，慢慢等吧。

　　到了《天注定》那一年，贾樟柯这样形容他对奖项的看法： “和北野武公司合作对我自己性格上的改变，就是意志力的获得，不看一时，就像吴清源下棋，这盘棋可以下输，但是一定要漂亮。我的电影可以在某些方面输，但是它一定是最漂亮的。”

　　2015年在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拿下类似于终身成就奖的”金马车”之后，贾樟柯认为自我认定的阶段已经过去了，应该进入到一个更自由的阶段。

　　在第71届戛纳电影节颁奖礼前三天的专访中，贾樟柯已经看淡了一切。

　　“都是老江湖了，拍好电影是最主要的，电影节几天时间红红火火就过去了，电影要放在那一辈子，要一百年、两百年的，电影最重要。电影节就10天嘛，我回到老家住在村里我又回去那种生活了，已经20多年了，无所谓了，来就是工作嘛。我也从来不关注大家对我有什么期待啊，因为你不可能满足这个世界，你只要不断完善自我就好。”

　　人们常说有两个戛纳电影节，一个在红毯上，一个在房间里。对于贾樟柯而言，电影节在20年前就已经不仅仅在红毯上，不仅仅代表着奖项的认可。

　　在戛纳的几天里，贾樟柯频繁地开会，为之后的作品做准备。

　　作为电影节常客，48岁的贾樟柯回首来时路，最难忘的电影节还是20年前的柏林影展。

　　1998年，贾樟柯带着《小武》去参加柏林影展青年论坛，那是他第一次出席国际电影节，也是他的第一次欧洲之行，那一年他已经28岁了。

　　“去影展有点像闯江湖，前路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人和事。”

　　对于山西小镇青年贾樟柯而言，闯江湖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语言难关。“那时候陪我去的是我的摄影师，他是英文法文都特别好，但是他从香港走，比我晚到两天，我就发愁他不在的这两天我怎么吃饭。然后就慌忙之中拿了本《英语900句》，那个时候疯狂地学，电影节的人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Mr OK，比如说他们问我要不要吃饭啊，我只会回答 OK。”

　　当时两德统一还没满八年，Mr OK坐公交出发去“东柏林”，远远眺望“西柏林”的方向。他想到了一个很本质的问题：资本主义的柏林能否理解社会主义的汾阳？

　　今年的戛纳电影节，贾樟柯的《江湖儿女》与土耳其导演锡兰的《野梨树》都入围了主竞赛单元。而在1998年的柏林，锡兰的《小镇》也遇见了贾樟柯的《小武》。

　　在柏林的电影院，贾樟柯沉浸在锡兰呈现的土耳其小镇影像里，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他也找到了那个问题的答案：“我们还有一个故乡远在他乡。在资本主义的柏林一定有人能看得懂我的《小武》，我相信他们在我的电影里同样可以找到他们的乡愁”。

　　也是在这年的柏林电影节上，贾樟柯找到了一起闯江湖的好搭档——与他合作多年的监制市山尚三。

　　当年市山尚三刚监制完几部侯孝贤的电影，跳槽到北野武的公司上班。

　　“在柏林，我就发现一个日本人老跟着我，我出现在哪儿他就在哪儿，找时间跟我说话。在一个派对结束后的公交车上，他说他是北野武公司的制片，他们要支持年轻导演。”

　　在柏林，双方决定合作拍摄《站台》，又约在当年的釜山电影节继续谈这个项目。

　　“后来我们合作《站台》，之后基本上参与投资了我所有的电影，有时候没有剧本也能获得投资，他可能是信任这个导演，这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有关，不是特别寻求短期的现实回报，他们很注重共同成长，所以他们每次投资其实都是悲观的，抱着和导演一起渡过难关的心态来进行合作的。”

　　贾樟柯的第一部长片《小武》有一部分投资来自香港，到了第二部作品《站台》时，已经有来自香港、日本、法国、意大利等机构的跨国资本运作。

　　那时候贾樟柯就已经为跨国销售提前做好准备，“资金组合的模式是未来市场的基本结构，降低了投资的风险，也使导演的作品有机会在更多的国家、更广泛的人群中传播。”

　　作为编剧和导演，贾樟柯没有为剧作灵感发愁过，他有很多剧本存货来不及拍，他也没有为资金和发行担忧过。

　　当年到了柏林，贾樟柯才发现电影节有几百部电影，而《小武》连一张海报都看不到，他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看片。

　　摄影师余力为在高中时卖过铅笔文具，对推销有经验，于是两人就印了小广告，打听了发行商住的酒店，一个酒店一个酒店去送A4纸的传单，首映当天真的有一个看了传单而赶来的老人家，后来成了《小武》的法国发行。

　　“《小武》在柏林完了之后，真的不夸张，四五个法国制片跟着我飞到北京，那个时候一下觉得好像他们都很想买我的下一部电影。”

　　“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”，在戛纳的海滩边，贾樟柯如此总结自己的20年影展江湖路。     

　　没人试图改变我

　　1998年的柏林影展，青年论坛的主持人格雷戈尔在颁奖后跟贾樟柯谈了一个问题：成功为他创造了一些条件，同时又带了一些诱惑。在柏林电影节之后的几个月里，贾樟柯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。

　　“很可能你在不断追求成功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一点一点失掉了你的根本，想到这一点，有时候我真的感到非常恐惧”。1998年6月，贾樟柯曾经在一次对谈中，表达过自己的忧虑。

　　幸运的是，20年过去了，贾樟柯还是那个贾樟柯。

　　正如他喜欢的大师小津安二郎，用一辈子的时间重复着“家庭”这个题材，贾樟柯也在始终坚持他的山西叙事。

　　1990年，贾樟柯20岁，当时他在山西大学办的一个美术考前班底学习。在太原的一家电影院里，他看到了陈凯歌导演的《黄土地》，那是他第一次看到“第五代”导演的作品，一下子被那样的电影方式震住了。

　　因为《黄土地》，贾樟柯萌生了“一定要去搞电影”的念头。1993年，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，读的是文学系，但心里一直想的是当导演。

　　1995年，贾樟柯在校期间看了侯孝贤导演的《风柜来的人》，这部完成于1983年的电影对贾樟柯有“救命之恩”。

　　上电影学院前，现实已经让贾樟柯有千言万语要说，可是入校之后，生编乱造的传奇故事还是大量出现在他的剧本里，好像只有超乎常态的生活才有价值变为电影，而这个讲台湾青年故事的电影让他对电影获得了新认识——把个人生命的印记和经验讲述出来就很有力量。

　　而曾经引领贾樟柯走向电影之路的陈凯歌，最后走向了商业大片的转型。

　　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里，贾樟柯如此评价陈凯歌、张艺谋等“第五代”大导们的商业大片转型。

　　“他们开始转型的时候，并没有以一种更开阔的艺术视野去面对自己的转型，几乎都是以否定自己原来坚持的价值、否定艺术电影的价值，以一种断裂的方式，进入新的类型里面的……我觉得他们几位始终是时代潮流的产物，他们没有更新为一种现代艺术家的心理结构。比如说从《黄土地》开始，到《红高粱》，这两部电影，这两位导演，他们的创作都是时代潮流的产物。”

　　贾樟柯认为，90年代之后，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多元化，“作为一个导演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心灵，没有独立的自我，所以他们在多元时代里无法表达自我。”

　　在中国电影市场飞速发展的今天，贾樟柯依旧处在一个固定的循环里，坚持做自己，这在他看来并不困难。  

　　“市场再大，对我这个循环都没有太大影响。其实电影太简单了，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拍什么样的电影，拍电影的方法就是观察世界的方法。我拍自己想拍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，没有人试图改变我现在，大家跟我合作都是希望拍一个我的电影，没有人试图改变我，我觉得很舒服，我并不觉得坚持是一个很难的事情。”

　　如果仅从冲击奖项的角度，贾樟柯需要做出改变吗？ 刚刚斩获金棕榈大奖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经历或许给出了答案。

　　和贾樟柯一样，今年是枝裕和也是第五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，他坚持拍日本家庭的故事，用一种“以不变应万变”的姿态，在自己最擅长的题材领域里越来越炉火纯青，用了17年的时间最终摘下了金棕榈。

　　但外界对于贾樟柯的期待不仅仅是金棕榈，还有戛纳影后。      

　　江湖上流传着一句话：流水的电影，铁打的赵涛。在贾樟柯的电影里，最重要的女性角色永远留给赵涛。

　　作为贾樟柯电影的绝对女主角，赵涛今年也是第五次成为戛纳影后的候选人。《江湖儿女》，可谓是赵涛迄今为止距离戛纳影后最近的一次。

　　这部电影堪称大女主戏，赵涛一个人撑起了三分之二的戏份，年龄跨度从2001年到2018年串联起17年的岁月，最终却还是未能如愿封后。

　　赵涛目前拿到的分量最足的表演奖项是意大利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，但助她获奖的作品却是意大利导演安德烈 ·塞格莱执导的《我是丽》。

　　没能让老婆在自己的作品里获奖，贾樟柯坦承是有所亏欠的：“有点不好意思啊，赵涛和我一起合作完《二十四城记》之后，她就在国外拍了两部影片，突然就得了意大利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奖，我作为导演有一点小嫉妒，为什么不在我的电影里得奖。”

　　这对合作了18年的夫妻档，依旧在给观众新的期待。在大方向上坚持作者性的同时，贾樟柯也在进行更为精细的创作调整。

　　从《山河故人》开始，贾樟柯在人物塑造上有了新的处理方式，他认为创造好的人物形象是目前世界电影的弱项，应该复兴“拍电影归根到底还是拍人物”的创作思维。

　　“拿电影史举例，比如卓别林创造的流浪汉形象，比如鲁迅创造的阿Q形象，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力在当代电影中下降得比较厉害，大家都是追求氛围或者追求诗意，这都很好，但是我自己觉得整体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是有缺失的。比如说同样是写事件，像《偷自行车的人》里面父子那样的形象，像90年代《秋菊打官司》里面秋菊那样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，很久没有能有一部电影帮我们关注到一个新的人物形象了。现在不太关注人物了，我想做这样的事情。”  

　　不是江湖人

　　2018年，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“金马车”奖授予电影大师马丁·斯科塞斯，而在三年之前，贾樟柯就曾拿下这一荣誉。

　　早在2002年贾樟柯带着《任逍遥》参加戛纳电影节时，两人就有了第一次见面。

　　当年的戛纳电影节结束后，贾樟柯有一天收到了马丁·斯科塞斯的一封传真，约他在纽约再见一面。

　　那年10月，在马丁·斯科塞斯的工作室，贾樟柯见到了这位大导演合作已久的团队：剪辑师是他从70年代拍短片就一直合作的，编剧则是从《纯真年代》就开始一起工作的。

　　贾樟柯曾经这样形容马丁·斯科塞斯和他的团队的关系：都是老友，风雨几十年的搭档，他们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，他们是艺术上的合作者，是在艺术上可以互动的同事，同时又像是家庭成员，非常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。

　　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，贾樟柯也拥有了这样一个如家人一般共同成长的团队。

　　“我是从不懂怎么当导演开始拍片，摄影师、录音师也都是初出茅庐，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。他们也在进步，也在成长，就一直合作到现在。如果说拍电影也是一种江湖生活的话，我们之间从来不是雇佣关系，当我们拍摄时发生很多危机困难时，我身边站了那么多支持我的人，这是一份情义。”

　　以江湖人的方式处事，某种程度上也在帮贾樟柯逃离江湖的是非。

　　对于大多数中国电影人而言，北京就是江湖，圈里人在这个城市生活、交际、谈项目。

　　贾樟柯多多少少算是个异数。

　　早在2002年，他就表达了自己想远离圈子的想法：“我的方法是根本不介入那个所谓的圈子之中，更对其中的恩怨不感兴趣。在北京，相对来说我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系统，虽然多少有些封闭，但我在其中可以焦点集中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。从一开始我就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，希望能够逐渐在电影中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。”

　　在20年的电影生涯中，贾樟柯一直和固定的班底合作，这其中有情义的成分，但同时多年默契也大大降低了沟通成本。

　　他不需要在北京的江湖里交际应酬，就可以解决创作之外的问题。

　　“我很感谢这种长期的合作，减少了我非常多的沟通成本和操作的成本，剧本写完成形了，给他们发过去，然后等他们看完打个电话，喜欢不喜欢？还要不要一起做？还要一起做我们就开工干活去了，不会有任何的时间成本。所以感谢这些老的合作伙伴，像MK2，像上影，我们都是差不多20年的合作了，事情非常简单。”

　　拍完《三峡好人》的那年，贾樟柯曾经遭遇他电影生涯最大的挫折——突然不想拍电影了。

　　“就是觉得没劲，那时候35、36岁，我在考虑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职业？真的要一辈子当导演做下去吗？我要不要换一个职业去做？因为30多岁还换得起，那个时候就想去写小说。”

　　2010年，人到四十的贾樟柯也曾经为一眼望到底的未来而伤感过。

　　“偷偷想了想自己的未来，未来于我却好像已经见底，一切一目了然，我为这一眼见底的未来伤感，心纠结成一片。原来，人到中年竟然还会忧愁上身。”

　　2014年，贾樟柯尝试过一种完全远离江湖、甚至远离电影的生活方式。

　　当年12月21日，贾樟柯发布微博“今天上岗”，透露出自己已经回到太原开了家面馆。

　　20分钟后他又再发微博表示“过去当导演的时候没睡过一个午觉，现在回太原开小饭铺，好吃好喝不发愁”。

　　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，贾樟柯的微博满是生意经——“被一个女顾客劈头盖脸骂了一顿”“跟车去山里买荞面”“干我们这一行，大蒜库存一定要多”“我将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微博，好好开我的面馆”。

　　2015年的柏林电影节，贾樟柯没有去，但电影节上仍然有他的传说。

　　由他监制改编自卡夫卡小说《城堡》的电影《K》在青年论坛单元放映；巴西名导沃尔特·塞勒斯的新作——纪录片《汾阳小子贾樟柯》也亮相了柏林电影节“全景纪录片”单元。

　　在柏林电影节期间，新浪娱乐曾致电贾樟柯，他表示：“我正在做饭呢，电影的事不谈了，我现在不拍电影，开面馆了”。

　　但贾樟柯很快又回归了。

　　2015年3月5日，贾樟柯宣布《山河故人》开拍，当时他多少有些无奈地表示，片约在身，必须回归拍电影。

　　在还片约和开面馆这两件事上，45岁的贾樟柯面临了很大的纠结：“我觉得不应该全部的生活都在电影上，这是挺变态的一个事情。你失去生活，你会变成一个无聊的人，倒跟创作没多少关系，不是说你每天在围绕电影工作就没有生活，关键是对于人生来说是一个单调刻板的事情，一点都不好玩儿。”

　　《山河故人》之后，贾樟柯终于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平衡这种纠结。

　　因为难以忍受北京的雾霾天气，贾樟柯最终下定决心搬回老家山西生活。

　　如今贾樟柯在山西的生活很规律，也被他形容为“单调”。

　　每天八点半左右起床，上午的时间主要是回复邮件，安排北京和上海的工作，午休后的时间则留给读书和写作，晚餐后约上老友们聊聊麻将、足球，晚上12点左右睡觉。

　　这样的生活恢复了贾樟柯青春时代的那种感觉和人际关系，在滋养了他的山西土地上，他享受每天和一帮老友天南海北。

　　“现实中我离电影比较远，离家乡比较近，平常在老家同学朋友来来往往吃吃喝喝，我很享受这种人情。”

　　贾樟柯的面馆还在开着。

　　《江湖女儿》拍摄期间，全剧组几乎都去那里吃过饭，只客串了两三天戏份的徐峥也对小馆子的山西风味念念不忘。

　　如今贾樟柯的副业已经不仅是面馆。去年十月，贾樟柯发起的第一届平遥影展成功举行，今年戛纳电影节期间，他又开始推介第二届平遥影展。

　　“我工作比较多，写作又拍电影，做影展又开餐厅，什么都干，无数次告诉自己我不拍电影了，好好写我的东西。”贾樟柯很想写一篇长篇小说，写了十几年，如今还是只完成了一半的进度。

　　曾经他为自己一眼望到头的未来忧愁，如今他想清楚了。

　　正如《江湖儿女》里的斌哥一样，当他腿伤复原，能走路了，就重回江湖了。

　　“我也是，想不干了，写小说去了，写个一星期又觉得，哎我写写剧本吧。江湖的吸引力跟电影的吸引力一样，当你决定停下来后，其实过几天你又在路上了。江湖跟电影差不多，都是一种冒险，都是无休无止的活动。”

　　“你说一眼看到底的未来，我觉得可能还会拍下去吧，希望能拍到戈达尔的岁数，一直拍下去。”